导读
“夜上海,夜上海,你是个不夜城……”一曲《夜上海》,唱尽了上海这个近代亚洲文化中心曾经的繁华与神韵,直抵人心,历久弥新。1843年,上海开埠,170多年的光阴里,上海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全球目光,承载着演艺、电影和文化的城市空间,随着城市功能变化和历史变迁不断演进。
对话嘉宾
李舒 (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)
黄昌勇 (上海戏剧学院院长、教授,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)
演艺空间“演绎”百年沧桑
李舒:
从开埠至今,上海城市功能几经变化,作为城市文化主要载体的剧场也历经世事更迭、风云变幻。作为曾经的“东方百老汇”,上海这座演艺之都的演进史是怎样的?
黄昌勇:
1843年到1912年的近代上海,以戏曲演出场所为主,典型代表是京式茶园和昆曲戏园,曾出现过仿建京式茶园和建设西式镜框剧场的建设高潮。
此后一段时期,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中心,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各类舶来演出百花齐放,形成了远东文化消费高地。上海的剧场数量占当时中国剧场数量的一半多。在这一时期,形成了以今天南京东路至南京西路和西藏中路为中轴的黄金十字线,构成了上海市中心的剧场集聚区,类似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,时称“东方百老汇”。
后来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,承担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重任,许多剧场、影剧院被拆毁或挪作他用,留存的剧场数量急剧减少。
上海昆剧团演员在后台化妆
上世纪90年代时,上海出现文化设施建设高潮,作为全国第一家现代化剧场,上海大剧院的落成具有标志性意义。与此同时,市场经济大潮挤压了城市文化空间,大批过去的剧场在这一轮城市化过程中遭到破坏。据不完全统计,这一时期被拆除的剧场有12座。这说明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缺乏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和经验,对剧场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。
文化建设进入“自觉”时代
李舒:
2010年世博会以后,上海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政策文件:2011年,提出力争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“国际文化大都市”的目标;2017年,推出“文创五十条”,提出建设“亚洲演艺之都”……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文化建设举措?近年来,上海文化空间出现了哪些新变化?
黄昌勇:
上海城市发展抓住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机遇,此后文化设施的规划重点向浦东转移,建设力度前所未有。《上海市“十三五”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》体现了文化建设的“浦东战略”,即全力打造浦东文化核心功能区,在上海科技馆、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现有文化设施基础上,规划建设了上海博物馆东馆、上海图书馆东馆等地标性文化设施,逐步形成上海文化新枢纽。
我认为,世博会后,上海文化建设进入“自觉”时代。上海城市发展空间演变实现了质的飞跃,开启了浦西、浦东并重的历史新篇章。
李舒:
浦西地区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传统重镇,目前发展情况如何?
黄昌勇:
黄浦区“演艺大世界”和静安区“现代戏剧谷”,是上海戏剧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,两个集聚区呈“哑铃型”分布。“演艺大世界”是在人民广场周围的剧场集群,区域内剧场和展演空间39个,其中人民广场周边1.5平方公里区域内,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21个,密度高达14个/平方公里,是全国规模最大、密度最高的剧场群。“演艺大世界”成为汇聚和展示上海乃至全球文化的“窗口”。
2019年5月25日,演员在上海保利大剧院表演原创民族舞剧《天路》
与“演艺大世界”相呼应的是以南京西路、延安西路为交叉口,西至上海戏剧学院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带的“现代戏剧谷”剧场群,每年有大量的戏剧节庆在这里展开。到2018年,持有演出许可证的剧场达到162家。这里由于有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两个重镇,成为上海文化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目前,上海“哑铃型”剧场集群虽在诸多方面与纽约百老汇、伦敦西区还有差距,但是城市基础、历史积淀、政策引导、空间规划、人力集聚、市场拓展、国际影响,都在一步步向世界级演艺集聚区加速迈进。
李舒:
除了浦西戏剧集聚区,上海还有滨江地区演艺带(徐汇区)、世博园旅游演出剧场群(浦东新区)、四川北路剧场群(虹口区)等。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?要打造“亚洲演艺之都”,应该如何设置和布局城市文化空间?
黄昌勇:
文化艺术都有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特点,表演艺术尤其如此,伦敦和纽约的剧院分布就集中在西区和百老汇,上海无疑也要打造“哑铃型”中心的影响力。其他演艺集聚区的功能定位也非常重要,纽约百老汇也有百老汇、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的布局,各具特色,相得益彰。上海如何对这些演艺区域进行定位,有待持续深入展开研究。
提升演艺之都原始创新能力
李舒:
纽约百老汇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,是以剧本内容为中心聚集资本,从而串起产业链,激活剧院。目前,我国演艺市场引进剧目,特别是商演引进剧目市场占有率高,自创剧目能力不足,品牌剧目不多。如何提升演艺之都的原始创新能力?
黄昌勇:
提升原始创新能力,需要系统研究演艺产业的成长规律。我认为,一是提升整个城市的艺术生态环境。例如要探讨如何更好地吸引艺术家、创作者来上海生活、来上海创新创造。现在有大量海外学成归来的艺术家和港台艺术家生活在上海,要研究制定政策,吸引更多艺术家愿意来、留得下,鼓励他们积极创作,使他们发挥更大作用。
二是加强人才培养。目前,上海表演类、演艺经纪类艺术高校不多,在校艺术类学生数量与伦敦、纽约有较大差距。应加大对艺术教育院校的投入,扩大招生规模,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演艺事业。
李舒:
上海这座城市,海纳百川和国际化是其特点,这造就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文艺格局,但也容易忽视地方、本土和民族特点。一个国际大都会,应该如何将世界性与地方性、民族性融合?
黄昌勇:
有一段历史时期,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,中国传统戏曲仍占据上海演艺市场的主流。对照起来,戏曲今天面临的困境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我们对外来文化过度依赖和重视,而对传统文化关注不够,深层次上还是文化自信不足。
历史早已告诉我们,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,中华戏曲文化蕴含中华文化的精华,具备很高的审美价值,足以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。传统戏曲的精髓被很多国外戏剧家研究、借鉴、吸收,用以创造出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就是明证。
李舒:
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,各地政府开始大刀阔斧改造城市空间,建设剧场成为文化空间植入的首选。多地扎堆建设大剧院,大多造型奇特、规模宏大,但利用率不高,“有院无剧”现象突出。相当部分剧院功能开发不足,资源浪费现象严重。您对此如何评价?二三线城市如何构建城市文化空间?
黄昌勇:
国家大剧院首任院长、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平介绍,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有大剧院140余座。从2000年开始,中国平均每8.5天就出现一座新的剧场,这种剧场建设趋势还在继续。的确,这种建设规模和速度举世罕见,但也必须看到,我们历史欠账太多,目前很多地级市尚无一家标准化剧院。
我建议,一是加强剧院(场)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制定;二是加大剧院(场)管理人才的培养,而且人才培养要走在前面；三是加强对剧院(场)经营、演艺艺术的研究,目前我国专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极其稀缺。另外,由于大多数剧场和院团是分立的,目前剧场的主要经营模式是物业租赁,导致剧目成本虚高,票价居高不下,这个问题也需要系统研究应对。